红地标・走读记 别小看涉县弹音村！80多年前这里藏着“最会过日子的政府”

弹音，一个充满诗情雅意的村庄名字。山村附近的中皇山上，坐落着中国建造规模最大、肇建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的奉祀女娲历史文化遗存，——娲皇宫。传说女娲在附近山上造笙簧，乐声悠长悦耳，感天动地，村庄遂得名“弹音”。

涉县弹音村三面青山环绕，村前一条清漳河流过，可谓山环水抱，风景幽雅。在村中央有个四合院，院子宽敞，现存正房、北屋、戏台和西耳房等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就是在这座院落驻扎三年之久，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法令、政策，领导了全边区民主、财政、贸易、税务、工商、司法、交通、教育等事业发展，为巩固根据地建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民生事业改善群众生活，支持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弹音村也成为见证边区政府执政奇迹的一座“历史文化丰碑”。

 01没有 “全员到齐” 要求？太行政府的“弹性决策” 太懂战时了

1941年9月1日，边区政府在涉县靳家会村正式宣告成立，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子和，共有15名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下辖太岳、冀南、冀鲁豫行署，直辖太行区8个专署。1942年2月，边区政府迁至弹音村。村中央的四合院原是村中举办宗教祭祀、唱戏和大型社团活动的场所，被改为边区政府办公场所。

边区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个厅，以及秘书处、研究室、视导室、粮食总局、公安总局、农林局、边区政报委员会、税务总局、工商管理总局、交通总局、高等法院、行政干部学校等单位。1942年，为加强坚壁清野、精兵简政、生产建设等工作，还成立过反“扫荡”指挥部、编制审查委员会边区政府视导团、合作推进委员会等临时性机构。

边区政府的行政决策运行机制较为灵活。成立之初，一周召开一次政府委员会，讨论决定全边区重大行政事务。1941年5月4日后，改为半月开会1次。战争期间，因委员各自繁忙、山区交通不便等原因，边区政府的15名委员很难全部集中到一起开会，甚至半数人都凑不齐。1941年9月29日，因驻边区政府委员不足半数，便将会议名称改称“委员谈话会”，对会议决策的事项，交下次委员会追认。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和决策需要，1942年7月6日，边区政府在弹音村召开第24次谈话会，决定充实民主内容，缩小民主形式，以后的边区政府委员会留府委员不拘人数多少，可决定一切问题，赴各专区分区领导之委员，亦可由委员会赋予较大权力处理问题。

边区临时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行政委员任期为2年，因战争、灾荒等原因，临时参议会决定延期改选。直到1945年3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太行、太岳、冀鲁豫（包含冀南）三个地区分别举行。

 02杨秀峰的 “双烟法则”：太行干部连抽烟都搞 “公私分离”

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的施政目标。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等人来到弹音村后，也始终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和普通工作人员穿一样衣服，吃一样饭，从不搞特殊，并将反贪纳入依法行政当中。

1942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对贪污行为的处罚非常严厉，其中规定凡有以下行为、贪污达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1.没收克扣公款、公粮、公产者；2.购置军用品、卫生器材及一切物品从中舞弊者；3.盗卖公粮公物公产以自肥者；4.凭藉势力勒索、强占、敲诈财物者；5.以公用舟车马匹等运输力装运违禁物品或漏税物品者；6.受贿、卖放、徇私、包庇者。并规定：“各级政民人员发生贪污情事，依法惩处时其直接上级须受连带处分。”

杨秀峰是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人，1897年出生，曾做过大学教授。作为边区政府的“当家人”，他始终将廉洁从政、勤政俭朴挂在心头，从不借助公务和职权便利为自己、亲人和朋友谋利。

杨秀峰经常接待一些来宾、友人，以及国内、国际的记者。在接待中，他是公私分明，而且，能为公家省一点儿就为公家省一点儿。

一次，边区临时参议会会长申伯纯来到弹音村，杨秀峰请他和几个工作同志吃饭。一张桌子上却摆放着两样饭菜，招待申伯纯的是蒸馍、炒山药蛋，而杨秀峰他们吃的却是最普通的小米，菜虽然吃的也是炒山药蛋，油却很少，这让申伯纯肃然起敬，非常感动。

一些来访的客人有抽烟习惯，杨秀峰时常准备两种烟：一种是由边区政府机关供应的香烟，放进办公桌抽屉里，每逢客人来了，他就拿出纸烟，敬给客人，待客人走后，他再把公家剩下的香烟锁回抽屉里。另一种是自己的烟斗烟，放在身边口袋里，想抽烟了，就掏出烟叶塞到烟斗里点上抽。

就连身边的亲人，杨秀峰也是不循私情，从不照顾。杨秀峰的儿子叫为民，1935年生。1937年，杨秀峰和夫人孙文淑奔赴抗日前线，将儿子托付给亲友照顾，直到1942年，7岁的杨为民才被接到涉县，和杨秀峰夫妇俩团聚。杨为民生日那天，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自作主张，找来二斤白面，为小为民包了一些素陷饺子。对根据地来说，吃饺子是逢年过节才有的事。杨秀峰外出检查，回来后恰好赶上儿子生日，中午吃饭时，他见工作人员端来饺子，便问：“今天食堂吃的是饺子么？”工作人员回答说：“不是。”杨秀峰说：“把饺子端走吧，我们今天不吃。”孙文淑看到儿子馋嘴的样子，有些心软，劝杨秀峰：“今天是孩子的生日，你就让他吃了吧。”杨秀峰却向孙文淑、儿子杨为民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道：“我身为负责干部，自己做出的规定自己不执行，家里的人都说不服，我怎么还能说服群众？”工作人员不得不听从杨秀峰的话，将饺子端走，送给根据地医院的伤员吃了。

边区政府领导干部上行下效，廉洁俭朴蔚然成风。

而对个别工作人员出现的贪污腐败行为，边区政府也从不姑息。1942年，边区政府秘书处总务科有一个管理员，利用管理之便，贪污机关粮票，私贪所得按冀钞金额折算，超过五百元。案发后，边区政府将其送到涉县政府处理。涉县司法机关依法对这名管理员审判，判处其死刑。随后，经边区高等法院核准，这名管理员被押回弹音村，公开执行枪决，这件事情不仅极大震慑了政府机关干部，也教育了广大群众。边区政府也向根据地军民树立了一面“勤政廉洁”的镜子。

03裁掉一半人省出 900 万斤粮！太行 “机构优化” 才是真硬核

按照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要求，每个根据地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其中军队为2%，地方党政民机关为1%。

太行区大约有150万人，按中共中央3%的比例，只能负担4.5万人员的供给。实际上，在太行区驻扎的八路军部队有4万多人，地方行政干部有2万多人，此外，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和“心脏”，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相关直属单位（包括抗大总校两千多人），也有数千人。这6万多人的财力、物力供应，都需要太行区人民直接供给。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1942年1月起，八路军部队和边区政府开始精兵简政，并结合整风运动进行。边区政府成立了整风检查委员会，成员由政府委员、各直属局、法院、抗战学院训练部负责人，以及各秘书主任组成，并决定工商管理总局和税务总局组成一个检查单位，边区政府机关、公安总局、交通总局、高等法院各成立一个检查单位。

1942年，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进行了两次精简，第一次由500人减至200人，第二次由200人减至150人。在机构精简方面，1942年5月14日，边区政府决定取消视导室，7月6日，又决定税务总局和工商管理总局合并，仍称工商管理总局。1942年9月至1943年上半年，边区政府对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个厅和秘书处进行精简，将民政厅和教育厅合并为第一厅，财政厅和建设厅合并为第二厅。1943年7月17日，边区政府联合办公会议决定，边区政府机关分为前、后两个梯队，由30人组成前梯队，其余人为后梯队；一厅去一、六专区，二厅去黎城，秘书处去偏城。1943年11月，边区政府决定第一厅、第二厅、秘书处和边区高等法院4个单位编制共129名。

在边区政府的组织下，太行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简政：第1次从1942年1月开始到当年6月结束，主要是将一些县、区、村合并或裁减，到1942年6月，太行区共33个县，比原来减少5个。经调整机构，全年可节约经费2万余元。第2次从1942年8月开始，以下放人员为主，边区政府调出干部，充实专署和县，专署和县干部也逐级下放，勤杂人员减少到最低限度，大部分安排从事生产。经此次精简，边区政府每月可节约公粮52.5万斤，经费60万元。第三次是从1943年1月开始，以精简人员为主，短短3个月，边区各机关减少工作人员8000人，达到边区政府提出的“一元化、群众化、军事化、简单化”的目标。

经过三次精简，上层机构紧缩，基层组织更加充实健全，工作人员精简了51%。1943年，全太行区减少公粮900余万斤，是1942年公粮总数的33.33%，进一步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在机构调整合并的同时，边区政府制定了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的制度和办法，内容包括不得乱出布告、不得乱下命令；干部主动负责处理好其分管的工作，建立健全档案文牍制度，电报请示的问题必须在1天内答复，公文处理不得超过3天。

经过精兵简政，太行区达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942年9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发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指出：“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04灭蝗还能换粮食？太行百姓的 “抗灾积极性” 被这样点燃

边区政府驻弹音村期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经历了低谷、脱困、巩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

1942年、1943年，一场百年难遇的旱灾、蝗灾接连降临太行山，加上日军频繁“扫荡”和严密封锁，太行山根据地一时陷入抗战以来最艰难的困境。

在群众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组织领导人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节约运动，实施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减租减息、对敌粮食斗争等举措，不仅带领群众成功渡过灾荒，还巩固和壮大了根据地。

在生产中，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抽出时间，带领机关干部开荒种地，并将自己的稿费捐出来，救济灾民。1942年秋，杨秀峰、戎子和分赴五、六专区视察灾情，之后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杨秀峰为主任的太行救灾委员会，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

在涉县境内，有一条清漳河贯穿全境，可是山区沟壑纵横，山势起伏不平，两岸许多田地无法灌溉，只能任水白白流失。群众只能盼着老天下雨，遇到天气干旱，也只能干瞪眼没办法。有人提议，可以在清漳河边修一条渠，将河水引入渠中，变旱地为水浇田。可是这需要巨大的投资，单凭涉县政府财力，很难实现。此事上报后，得到中共太行分局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等人的大力支持，项目得以立项实施。

1943年2月24日，涉县漳南大渠正式开工建设，首起下温村，途经王堡、赤岸、会里、沿头、河南店、南庄、茨村，尾至庄上。1943年6月底，大渠主体工程基本完结，1944年4月5日顺利通水。大渠全长近30华里，总计用工12万个，花费资金166万元，其中，边区政府贷给160万元，边区政府、五分区各借给伪钞1万元，用去粮食19余万斤。

漳南大渠修好后，沿渠受益群众2000多户，按当时每亩增产200斤计算，每年可增产70余万斤粮食。

建渠中，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等党政军领导都抽出时间，赶到工地义务劳动。因此，这条大渠凝聚着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的心血和期盼。为了感谢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首长的关怀，涉县群众编了一支民谣感谢：“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直到现在，这首民谣还在传唱着。

据统计，1942年10月—1943年6月，太行区各级抗日政府共拨出235万元和10万公斤小米，组织灾民开渠修坝，其中涉县、黎城沿漳河两岸修堤，开出河滩地1万余亩。此外，边区政府还拨出310万元贷款和41.5万公斤粮食，支援灾区生产，拨出112.5万公斤粮食，帮助灾民移垦。

1943年夏，蝗虫又泛滥成灾，卷土而来。蝗灾区域，南起黄河北岸的修武、沁阳、博爱，北至正太路南的赞皇、临城，东连平汉线的磁县、武安、沙河，西到太行山区的和顺、左权，共23个县，占太行区县级单位的46%，受灾面积三千多平方华里，受害庄稼60万亩以上，其中吃光的有27.43亩，严重威胁着群众的生存。

为应对这场罕见的蝗灾，边区政府、行署、县、村，层层组织动员，成立了除蝗指挥部、剿蝗委员会等灭蝗组织，组织群众打蝗。

1944年农历正月，边区政府在弹音村颁布临时刨蝗卵办法，规定刨1斤蝗卵换1斤小米，调动了群众刨卵灭蝗的积极性。据太行区10个县不完全统计，1944年春，共刨蝗卵11万斤。正是在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下，这场蝗灾才被遏制和消灭。

1944年9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太行剿蝗经验》一文，这样评价：“太行的剿蝗运动，不但对于太行来说是救灾的重大措施，而且对全国来说也是一件空前的盛举，是生产方面一件破天荒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太行剿蝗的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人民只要组织起来，就可以无敌于天下。”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报告，讲到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便举了太行剿蝗的例子，进行称赞。

⑤从弹音村到全国：这种 “精神基因” 一直在传承

 1945年，边区政府迁往涉县下温村，同年12月迁至武安。这一年，边区政府下设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行署，22个专署，154个县，全区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51万。1946年3月，边区政府迁至邯郸。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随即撤销，圆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八路军部队提供了巨额财政经费支持。据统计，在敌后抗战的8年岁月里，八路军总部和129师财政总收入94180.5万元、总支出89366.5万元，收支相低，结余4841万元。其中，1941—1945年，边区政府按照财政预算，划拨经费76050.6万元，占部队财政总收入的80.75%。

而且，边区政府在发展贸易经济、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改善民众生活、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后来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制度和经验基础。

回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执政历程和岁月，其在财政、经济、民主、法制、廉政、群众等工作上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参考和借鉴，而执政者勤政廉洁、一心为民的高尚风格和品质，如同一座矗立在天地间的精神丰碑，让人心生景仰，催人阳光奋进。

（源自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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