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市场与世界交往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和改造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建构了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全球化的历史起点、动力机制、根本特征、未来趋势等进行了深刻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球化是大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古代，由于受生产力低下和地理因素限制，世界各地总体上处于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发展状态。近代以来，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大工业的飞速发展，世界日益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共产党宣言》提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因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使以往各个民族、国家越来越依赖于整个世界。在全球化之前，人类历史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分工不断扩大，世界历史开始逐渐形成。其中，交往的普遍发展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世界交往的出现，使交往打破民族地域的限制，从而使各个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以及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式，进入这一阶段之后，世界才真正迈入了全球化，民族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变革。《共产党宣言》强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民族国家内部逐步走向统一，政治开始日趋集中化，推动了国际政治合作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873年，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民族国家成为“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此外，全球化也促进了各个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与互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了全球化图景：“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

　　近年来，一些国家采取“逆全球化”举措，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引发人们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的普遍担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代表了对于全球化有着清醒认识的所有国家和人们的心声。新时代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定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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