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康复费成一些烧伤患者家庭巨大挑战 专家建议 法律政策支持为受伤人员家庭提供更多帮助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见习记者 马子煜

连日来，“烧伤妈妈”近况持续引发社会关注。人们在赞叹危急时刻母爱的伟大之时，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短短几天，捐款总额超过百万元。面对慷慨解囊的大众，“烧伤妈妈”的丈夫许晓卉称，第一期治疗费用已经足够，呼吁大家不要再捐款。目前，捐款渠道已经关闭。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烧伤妈妈”引发社会共鸣，让人们看到了人性中光辉的一面，公众通过捐款给这个因事故而蒙上阴影的家庭带去了希望。同时，对于此类因意外事故陷入困难的家庭，还需要社会的进一步关注和支持。

10月14日9时许，浙江绍兴的黄家梅在家中为2岁孩子做饭时，厨房内疑似因煤气泄漏发生爆炸。她逃到客厅后，听到孩子的哭喊声，又折返、抱起孩子呼救。通过这段监控视频，黄家梅被网友称作“烧伤妈妈”。

“烧伤妈妈”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有爱心人士提着钱到医院捐款，更多人则是几元、几十元、几百元地转账……在筹集了约140万元善款后，许晓卉关闭了捐款通道，“人要知足，不想用家人的伤痛换取金钱”。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认为，对于此类因意外事件导致重伤的家庭来说，经济负担沉重，通过商业保险和国家大病医疗救助政策，尽管能报销大部分费用，但仍有部分费用无法完全覆盖，公众的捐赠便成了一种有益的补充，值得鼓励提倡。

陶传进介绍，为加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保护求助人、信息发布人、捐助人合法权益，2024年9月民政部等联合印发《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对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进行了规范。这一管理办法的出台，一方面肯定了公众捐赠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使此类捐赠行为更加符合政策规定，减少了争议。

“‘烧伤妈妈’是一个及时得到救治和救助的案例，当地的医疗基础设施、慈善捐款共同起到了关键作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鼓励慈善事业，可以为突发重伤害者提供救治和救助。”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明看来，该案中，在危急中救助孩子的行为感动了公众，国家应该建立有关的奖励和补偿制度，形成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托底或补充功能的社会补偿制度。

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救治，在这方面，“烧伤妈妈”无疑是幸运的。记者注意到，现实中有不少遭遇此类不测的家庭，在经济、心理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

贵州一位因煤气泄漏爆炸烧伤四肢的白女士说，其烧伤面积达30％，在医院治疗10多天，报销后自费承担了5万余元，考虑到植皮的高昂费用和后期愈合的增生等问题，她拒绝了植皮手术，选择出院使用中药敷料治疗。“手术治疗费用很高，伤口愈合后还要继续做康复。”

来自山东的张女士近日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则求助帖：9月中旬，她家不幸发生煤气泄漏事故，导致其父亲遭受严重的烧伤——全身80％的皮肤被烧伤，其中40％为三度烧伤。

为筹集治疗费用，张女士的家人已经在某大病筹款平台上发起了筹款项目，可面对庞大的医疗费用，她仍然感到力不从心：“烧伤治疗费用有很多不能报销，我爸一直住在ICU，植皮一次不成功还需要多次，并且可能出现并发症，少说也要六七十万元。”

在众多烧伤患者的康复之路上，高额康复费成了不容忽视的难题。多位网友称，烧伤患者的治疗和康复过程不仅需要巨大的经济支持，还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和陪伴，呼吁社会各界关注烧伤患者的困境，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李海明认为，根据煤气爆炸的原因和责任不同，可依据民法相关规定，通过侵权赔偿获得经济补偿。如果没有责任方，无法获得侵权赔偿，受重伤者的长期照护则主要由家庭承担。受重伤者的长期救助以及救治方面的权益，可依据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残疾人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叶刚介绍，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对于此类因煤气爆炸等意外事件导致重伤的家庭，社会保障体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经济援助，通过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制度对受害者予以经济方面的支持，减轻受害家庭经济负担；二是提供医疗救助；三是提供康复服务。

“社会保障体系应进一步简化医疗救助程序，全力保障受害者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助，不因费用延误就医。要加强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尤其是医疗救助与其他社会救助制度（如医保制度），提高效率。”王叶刚说，还应加强社会救助政策及相关流程的普及力度，使一些受害群众及时、充分获得有效救助；社区力量也要积极发挥，为受伤人员及其家庭提供长期关怀。

“同时进一步完善慈善救助基金，定期号召社会爱心人士进行募捐，确保长期的救助基金来源，规定探访、慰问等活动的频率及流程。”王叶刚说，在慰问前要做好沟通，征得受伤人员及其家庭的同意后，选择合适的时间及适当的探访人数进行探访。探访活动全程要严格保护受伤人员及其家庭的私密信息，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的原则。

“可以发挥政策的支持导向作用，比如对长期参与受害家庭救助的企业或社会组织予以税收减免等政策优待，激发社会力量，动员社会公众持久参与。”王叶刚说。